福利经济学 Welfare economics

福利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宏观决策的学科，其主旨在于促进社会的福利，而不是个人的幸福或者企业的利润。既然政府的职能是促进社会福利，因此该学科对于政府是有价值的。对于那些不是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或“开明的”企业来说，它也应该是有价值的。开明的企业或商业公司不仅仅追求利润的增长，而且也对社会大众的幸福负有一定的责任。

假如要在甲、乙两个项目之间作出选择，其它相关的事实都是既定的，两个项目分别产生的利润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是已知的，（前者更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环境，而后者相反）凡此等等。这些当然还不足以支持企业的决策，关键在于该企业承接项目所追求的目的。如果仅仅从企业利润着眼，企业就选择甲；如果从社会福利出发，企业就选择乙。相对选择项目甲而言，选择项目乙所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社会福利”本身不象“利润”那么单一而具体。

因此，福利经济学关心两个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即如何确定社会福利的构成，因为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怀有差异悬殊以及相互矛盾的目标。其次是一个商务决策问题，即使决策者就社会福利问题达成共识，税率、工业法规和环境政策等具体的因素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在项目甲、乙之间的选择。前者把福利经济学引入了争议不休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范畴（森，Sen，1987）；后者反映了福利经济学与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公共政策的交叉（阿肯森，Arkinson，1983；Ng，1979）。

有关社会福利构成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学派当数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穆勒父子（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8－1873）的著作。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作为一种伦理观，提倡最大限度地扩大每个人的利益或快乐的总量。所以，当福利经济学嫁接与功利主义时，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标准，即计算社会利益的总量。每个项目或行动，首先应给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参与机会，但最后应交付给那些能够创造最大福利的人。

功利主义的方法尽管一直被广泛用作评价诸如税收方案或新机场等政府政策或具体项目是否仁善的标准，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遭遇到猛烈的抨击。一种批判指责功利主义要求综合每个人的利得。诚然，社会福利依存于社会个体获得的利益，但不一定是他们的利益总和。试想，一个项目可以从一位富人身上剥夺2美元（为简便起见，假定美元代表个人利益），而在一位穷人口袋里增加了1美元，社会的总体效益的确下降了，然而在一定条件下，这不失为一个好的项目。伯格森－萨缪尔森（萨缪尔森，Samuelson，1947；Graaff，格拉夫，1957）的社会福利功能法则便允许这样的灵活性，从而弥补了功利主义制度的缺陷。

对于功利主义的第二种批判同样运用了伯格森－萨缪尔逊法则。同样的事物对不同人来说，它所产生的利益是不同的。一个人的幸福感能够和另一人的幸福感相对比吗？怎么知道一个美元能够使吉尔登斯顿（Guildenstern）还是罗森克兰兹（Rosencrantz）更幸福呢？那么，如果只能给出一个美元，给谁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呢？

现代福利经济学广为奉行的威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法则试图完善功利主义的不足（参见：Pareto optimality，帕雷托最优）。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帕雷托优化理论可以确保社会的改变不会造成任何人境况的恶化，而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会得到改善。帕雷托最优状态便是社会的极致，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帕雷托的优化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主要是源于一则重要定理的发现，即“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该基本定理实质上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90）猜想的具体化。它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中的充分竞争能够使经济达到帕雷托的极致境界。这一定理可以用于评价各项政府措施，譬如，为鼓励竞争而制定的反托拉斯法，以及无节制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

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1951）发现的普遍虚无定理将福利经济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其“社会福利乘数（SWF）”将个人面对一系列选择的次序转化为社会次序（例如，一项选举活动的候选人）。阿罗并不着眼于单一的社会福利乘数，而是发展了要求满足全部社会福利乘数的公理。虚无定理证明，任何社会福利乘数均不能满足这些公理。这个定理十分精妙，超乎了常人的预料，它不需要标准的数学计算，只是基于缜密的逻辑推理。大量的文献相继出现，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森，Sen，1970）。这些文献逐步将选举理论的正规代数学和道德哲学的概念世界分离开来。

如今，福利经济学不再停留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日益成为各门经济科学的一种通用的分析方法。它涉足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两个世界，既而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