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伦理学 Ethics of care

关爱伦理学是一种道德思维，它源于对他人的关心并与受到自己行动影响的人保持相互关心爱护的关系。其出发点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对他人予以关心的责任（吉利根，Gilligan，1982）。这和正义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它并无需遵行公正无偏的规则或保障平等的待遇，而是强调对他人需求的体恤；对自己的关心属于增补性的，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在关爱伦理中回荡的往往是女性的声音，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广泛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男性和女性在道德思维上是否存在差异。

对关爱的道德倾向最初是由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77，1982）在对面对堕胎决定的妇女的采访中提出的。吉利根把关爱作为道德来阐述，这和科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形成对比，后者把道德意识归入正义的范畴（参见：moral development，道德发展）。

在1977年，卡罗尔·吉利根对道德发展的科尔伯格模式提出了挑战，她的这种模式认为性别偏见是固有的。在科尔伯格收集的纵向样本中包括84名男性。在科氏的排分表上，很少有女性能达到高级阶段，而且大多数经常表现出第三阶段的思维，即帮助或取悦他人。

在和科尔伯格一道为一个项目进行采访时，吉利根发现了她后来称作“不同的声音”的观点，这通常是妇女发表的一种见解，即道德不应该由正义、公平或普遍权利来定义。这一点和科尔伯格的观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同声音”的见解把道德看作关爱、对他人的责任、以及相互依赖关系的连续性。

吉利根将这种见解表述为关爱的道德，并认为这是一种突出的道德倾向，而不能仅仅以科氏的道德发展阶段来解释。她相信，这种倾向在解决道德冲突的情境中会产生明显不同的思维和独特的行为方式。

科尔伯格对吉利根的反应是一分为二的：他承认从特殊关系和义务的角度分析道德概念的重要性，但他反对将其归类为突出的道德倾向。他将这种见解视为正义方案的一种补偿，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方法（科尔伯格，莱文和休尔，Kohlberg，Levine & Hewer，1983，21页）。

奈尔·诺丁斯（Nell Noddings，1984）详细阐述了关爱伦理和关系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诺丁斯看来，关爱的行为要求抛弃自我中心，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这种关爱伦理涉及“关爱方”和“被关爱方”的授受关系、对彼此的理解和过程的分享，从而确立一种相关关系。将这种关系接纳为我们生存和幸福的必要条件是关爱伦理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诺丁斯认为，从根本上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彼此独立、孤立无援的抑或完全被个人主义的利己动机所驱动的。恰恰相反，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彼此的相互关系之中，而且，人生的最大乐趣在于人类间的相互影响。伦理的理想在于培育人们对于相互依赖的理解。我们任何一个人作为“关爱方”在道德上的善取决于我们作为“被关爱方”对这种关爱的接受和反应。因此，伦理道德的教育应该突出关爱关系的双重性。

同样，关爱伦理思想和行为的健康发展要求不断加强对于相互性的认识——认识到“被关爱方”的困难和挫折会导致“关爱方”的痛苦；当“关爱方”意识到某种现实情况会给“被关爱方”带来欢乐或痛苦时，他能够感同身受。道德行为受到内心情感的驱动，一旦产生了这种“义不容辞”的情感，“关爱方”会奋不顾身地去拯救陷入痛苦的他人。我们天然的道德自我由此得到张扬和升华。我们可以学会听取这种心声，也可以将其泯灭在萌芽状态。

强调是情感而非思想是通向生命的道德之门的一把钥匙，这也是关爱伦理学和其它正规的伦理学体系的分野岭，它并不注重理性的思维和从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能力。诺丁斯和吉利根均赞成伦理决策和情感基础之间的联系。关爱伦理学既未试图创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行动规范也没有拘泥于权衡对普通大众的利弊分析，而是鼓励学会对每一个具体而独特的情景做出反应。

关爱伦理更多地被认为是女性思维的自然流露，这一点引起了实质性的争议，焦点在于女性和男性的道德思维是否存在可以量化的差异。吉利根和诺丁斯均认为，女性的经验促进了关爱伦理的发展。吉利根进一步提倡将关爱的道德融入全社会的伦理行为之中，反对将女性的逻辑、偏好和关心的内容系统地排除在道德哲学发展之外（吉利根，Gilligan，1982，30页）。

将关爱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进行研究，为这个伦理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大量新的内容。吉利根和诺丁斯所提出的关爱思维观念虽然并不能由此得到全部的支持，但他们的论调毕竟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开辟了先河并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关爱伦理学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广泛地涵盖这样一些论题：关爱有哪些因素构成；谁参与其中，为什么；对关爱的理解能帮助我们学会哪些社会知识；关爱的感受是什么；怎样研究关爱。

赛拉·本哈比伯（Seyla Benhabib）通过对关爱伦理中“关系自我”的阐释提出了一个对传统道德哲学的批判性观点。她指出，从霍布斯（Hobbes）到罗尔斯（Rawls）的契约主义理论均依赖于一个“普遍化的他人（泛他）”。普遍化的道德理论将人们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试图建立一个彼此公平、平等相待的体系。本哈比伯提倡“把每个理性的存在当作具有不同历史、身份和情感的个人”来理解（本哈比伯，Benhabib ，1987，87页）。只有采取这样“具体化的他人（本他）”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做出符合个人以及全人类幸福的伦理决策。诺丁斯和吉利根所描绘的“关系自我”深深植根于个人的情感、价值观和经验之中。个人自身以及“被关爱方”的“具体性”是一个人道德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进行理论模式的建设时汲取女性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女性研究的标志。相应地，由于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受到了长期地忽视，在这方面吉利根堪称听取女性声音的第一人。在讨论女权主义道德时，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1993）对吉利根在检讨女性生活的实际关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这种方法论给赫尔德以“母性人”模式取代更为抽象的“理性经济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赫尔德的模式特别强调情感和道德思维过程的结合。

乔纳森·阿德勒（Jonathan Adler，1987）运用吉利根的方法论进一步指出，康德和科尔伯格的自主的、普遍化的道德思维忽略了个人的观点，进而忽视了个人决策背景因素的重要性，他们所建立的整齐划一的标准妨碍了伦理行为的有效性。吉利根所描述的关爱主张从务实的角度对非齐一性进行道德评价，这样就避免了以偏概全，对所有的行动都实行整齐划一标准的不足。阿德勒指出，将现实的情景高度抽象出来“扩大了理论与实际道德实践之间的鸿沟”（1987，206页）。相比之下，关爱伦理学则着眼于具体的背景来探索道德的答案。

玛里琳·弗莱德曼（Marilin Friedman）在批评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时也运用背景进行道德推理。弗莱德曼（1987）指出，背景性思维的核心不在于像吉利根所建议的运用真实的而非假设的道德困境，而是在于情景因素丰富的细节。弗莱德曼对科尔伯格对于正义的首要性的强调提出了挑战，她认为，对关爱和社会以及特殊关系的考虑胜于对正义和权利的考虑（1987，195页）。正义思维所看到的是抽象的人们之间所营造的相互尊重的社会契约，而关爱思维所看到的是联结个人关系的独特的纽带。由此可见，关爱思维最能够在丰富的背景框架里得到体现。弗莱德曼的见解表明，用于评价关爱思维的研究工具应该能够帮助探究细节和背景因素。

从关爱伦理学角度对商业伦理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学术成果仍不多见。萨拉·赖特（Sara Reiter）通过对会计师的伦理学教育的调查发现，伦理学教育需要能够反映真实的个人在具体情景中实际而全面的案例记述，就像吉利根在研究中所运用的案例一样。她说：“由于对执业会计师的伦理问题缺乏研究，开发适当的记述性案例遇到了障碍”（赖特，Reiter ，1994，27页）。为商业伦理教育创造这样的模式有助于促进教授和学生权衡背景的因素，而不再停留于认知性的道德发展理论所抽象的权利和义务。

托玛斯·怀特（Thomas White，1992）注意到吉利根的关爱伦理学对妇女如何从事组织管理工作的理解。约翰·多布森（John Dobson）和朱迪思·怀特（Judith White）进一步表明，“女性导向的、以关系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对于把公司作为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集合体这一根本性质来说是一项必要的补充”（多布森和怀特，Dobson & White 1995，19页）。这些学者异口同声地呼吁将关爱伦理学广泛地融入到商业伦理学的研究中去。

罗宾·德里（Robin Derry）运用面谈和实景困境的方式对“幸福100家”所罗列男女经理的道德思维开展了一次抽样调查（德里，Derry，1989）。她发现，那些接受调查的经理表现出的关爱思维极其微弱，她由此推测是保守的高科技公司中的组织文化和激励制度促使了注重权利和规则的道德思维：属于正义思维中强有力的组成部分。那些在生活的其它方面运用关爱思维的被调查者似乎相信它不适用于工作的场合。此外，德里认为，由于缺乏现成的、可靠的、有效的研究手段来衡量关爱思维，这严重阻碍了关爱伦理学研究的深化；相形之下，科尔伯格和雷斯特（Rest）在道德发展上就熟练地运用了可靠的方法对正义进行了测量。

将关爱伦理学运用于商业伦理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如上所述，这种前景突出地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关爱伦理学强调维护关系及各式各样的信义。在商业环境里，要求企业关心众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客户和员工的呼声日渐高涨。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企业必须确定开发和维护关爱的责任。关爱伦理学可以帮助提高对这些责任的理解力。其次，运用活生生的情景或者丰富的虚拟的道德困境，有助于拓宽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包括市场和工作环境中的细节问题。这至少是对传统哲学模式所采用的抽象方法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再者，关爱伦理学在女性的生活和观念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具有知识性和教育性。随着今后几十年中人口方面行将发生的巨大变化，必将有更多的妇女和少数族裔走上重要的管理岗位，因此在这些人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道德模式和范式就变得愈来愈必要了。当然，关爱伦理学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但是理解这一思路就能为我们接纳“不同的”声音开辟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