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伦理 Rationality and ethics

理性与伦理是一对最为古老的相互关联的哲学概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与社会变革对理性和道德主体的本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任何现代的研究，无论多么简明扼要，都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决策、信任、承诺或伤害等相应的观念也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它们不仅要适用于个人或公司，而且还要适用于基因工程实体、扩散认知系统、或者像网络、联合体、虚拟的或者空壳的公司等全新的组织类型。

理性也具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已经被确定的就达到了40余种。这些不同形式的理性汇总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理性集合或复合理性。理性的一般理论不仅关乎理性集合中的各个形式归类，而且还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发展相关联：（1）对各种理性形式进行分类和评价的元理性和元伦理标准（如完美相对于不完美；信念相对于手段及目的取向；瞻前相对于顾后；地方的相对于全球的）；（2）使不同理性形式彼此产生联系的自然或正式的论据（如理性效用最大化与表现方式的关系、信念与目的关系，等等）。

因此，理性被看作是一张交织的网，所以它必然裹挟了大量的道德哲学理念。许多显然为伦理学所关注的内容，包括对其他实体利益的认识，都被纳入到了一般理论之中。例如，伦理利己主义作为一种行为原则部分地体现在理性效用最大化理论之中，或者说是体现在对主体本身一贯的偏爱的满足之中。如果把理性效用最大化放到社会的背景下，福利经济学理论就为它丰富了概念的内涵并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许多其形式的实质目的理性都隶属于理性效用最大化，其隶属的程度是由各种元理性的论据所决定的。这些形式的理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纳了其他方面的利益，因而它所强调的是互利合作的理性，而非纯粹市场竞争的理性。这些形式包含了同情、义务、相互依存的效用、社会性以及有所克制的最大化。在商业中，它们体现为多元的战略理念，如利益相关者的克制、非赢利的宗旨、战略性合作等（参见：egoism，psychological egoism and ethical egoism，利己主义，心理利己主义及伦理利己主义；welfare economics，福利经济学；stakeholder theory，利益相关者理论）。

理性和伦理是目标和信念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许多程序理性的理论虽然被赋予了个人的色彩，但它们似乎也适用于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其他形式的实体。审慎理性要求一个实体从社会正义的角度重新斟酌自己的目标；契约道德理性要求反思的实体自觉地接受约束；而诸如文义理性之类的后现代主义（或新实用主义）形式展示了一个在理想的言论情境下对知识或信念达成一致的过程。与之相似的还有理性互动理论，它要求对提议的行动方案或政策取得部分的共识。这里的重点是在不诉诸于强制力的情况下解决、调停或解除冲突。在商业中，这些理性形式在公司战略规划的方法中均有所体现。

表现理性则就对探求目标本身赋予了价值，这种探求表现了自我或自律的意识，故而本身就是价值的载体。尽管这种形式不属于理性效用最大化的范畴，但它同样体现在商业之中，日本的“禀议制”管理实践（即公司上下共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做法——译者。）就是一个例子。同理，后序理性指的是目标按照时间序列出现的历史过程。在商业上，这与战略构想的产生过程是一致的。

主要的伦理推理学说也属于一般理论，目的或后果主义伦理与工具的形式或选择的手段是相互关联的。功利主义所提倡的（模糊的）目标讲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商业中，它体现为成本－效益分析，既可以应用于预先设定的政策参数（即，规则功利主义），也可以应用于偶然的独立商业决策（行为功利主义）。理性的审慎仍然是道义伦理的中心。按照康德的形式，绝对律令就是从理性的审慎中引申出来的（参见：consequentialism，后果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social cost-benefit，社会成本收益；Kantian ethics，康德伦理学。）

正式的博弈论（game theory）属于元理论的一种，其中可以发现许多相关的元理性或元伦理的论点。例如，“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为康德伦理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使之与全局观的理性联系起来。计算机模拟的“囚徒困境博弈”同样得出了诸如报恩、原谅和不伤害别人等其他道德原则所能得出的解释。实验性的博弈进一步成功地将诸如内疚和感激等道德情绪与理性的推理结合起来。

总之，理性的一般理论一直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它会同道德哲学（商业战略），不断地创造出最适当的行为准则，以适应当前经济、组织、社会、文化及人际关系领域的变化。诚如文章开篇所述，现在就连对“个人的”和“组织的”这两个单词作出解释也必须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