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世俗皇权始终构成了一切意识形态的主宰。任何宗教，只有在从属、依附乃至服务于世俗权力的基础上，方能寻找立足之地和有限的发展空间。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历来是现实主义的。他们虽然从来不缺乏信仰乃至敬畏之心，但是这些都有着十分现实的理由。他们拜天祭地，是希望迎接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他们敬祖尚宗，是期冀父慈子孝的宗法传统得以世代传承；他们景仰优秀的地方官员或者忠义之士，是因为他们曾经创造了物质上的实惠或者代表了人们心目的道德理想。可见，中国人所关心的不是形而上的宗教，而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哲学又是无比乐观而豁达的。他们愿意接纳一切具有现实价值的宗教，也不排斥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人物。准确地说，中国人的信仰是人本主义的，是充满温情的，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形式在这里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纵观历代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决定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态度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奉行和传播怎样的教义，而在于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是否带来了实惠。

      夷教入主中土，能否为皇权所容、所悦，是其落户生根的第一要务。西洋教派中，最早获准传入中国的是发源自东罗马帝国时期聂斯脱里（Nestorius）版的基督教，即景教；阿罗本（Olopen）当属西教东传的第一位教士。除译经之外，他还建立了大秦寺，被唐高宗封其为“镇国大法主”。唐王之所以对这位叙利亚人以国礼相待，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一位端庄肃穆、谦诚有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者，在西域传教期间深受当地人爱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语言和传播的宗教有助于有识之士了解西域情势，维护和扩大欧亚通好。尽管时隔六个半世纪，来自意大利的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可谓继阿罗本之后，于元世祖时期推动西教东传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他选择了双向的上层路线，游走于罗马教皇和可汗之间，得以在元大都兴建了汗八里等四座教堂，将《新约》译成中文，推广天主教。又是近六个世纪过去了，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与利玛窦巧妙地突破了明朝闭关政策的拦阻，于万历年间来华传教。在肇庆，为了得到当地官民的容纳，罗氏虽然削发披裟，打扮成番僧的形象，也曾协助地方官吏采办新奇珍物敬献皇宫，但他仍按捺不住指责释道之非，遭到佛教和道教两大势力的排斥。

      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中国之行，并没有甚多传奇色彩，但他的一本《交友论》颇合中国人的为人之道，因而在达官贵人赢得了“泰西儒士”的雅称。他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传教方法，将宗教感化改为知识教育。一方面，他认真研修中华国学，学习中华礼节，与士大夫进入了共同的语境；另一方面，他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尤以与徐光启合作译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而载誉中华史册。他以圣像和时钟奉献于明神宗，以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赠送于官员，由此不仅赢得了皇帝和朝臣的青睐，而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权力阶层认识科技、了解真实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他将《十诫》、《主的祈祷》及《圣母赞歌》译成中文，同时也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为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先是自称来自“天竺”，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而为了便于与中国的官员交往，他继而开始蓄发留须，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他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尤其以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而引发了国人对天文学和算学的景仰。当时的天主教教义不容忍中国人敬孔祭祖的传统习俗，而利玛窦不惜蒙受违背教义的诘难，坚持与中国传统和谐共存。

      最后一位名声显赫的传教士非明末清初的德国人汤若望（Adam Schall）莫属。他素以“精於象纬，闳通历法”闻名朝野，同样与徐光启过从甚密，编译《坤舆格致》、《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民历补注释惑》、《大测》、《星图》、《恒星表》、《测食说》、《历法西传》等，将中国的天文历法科学推行了一个新的高潮。汤氏的一生，可谓“洁身持行，尽心乃事”，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羁狱之灾，原因是他执着于科学，而迂腐于官场，深深地卷入了宫廷政治的漩涡而无从自拔。

      举凡成就大事业者，皆无一例外地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但是，倘若不能顺势应时，或许可以创造点滴悲壮的事迹，结果终将碌碌无为。同时，策略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在所有的传教士中，利玛窦兼具了成就大事的一切要素。他怀抱坚定的信仰，肩负远大的使命，但他既没有教条化地执行不切实际的圣喻，也没有卑躬屈膝于当地的政权；他执着于理想的追求，却能通达权变；为施展抱负，作用社会，他必须接近权贵，但他能深谙党权之争而置身于外；他学贯东西，但从未厚此薄彼。于己，他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存在状态；与人，他始终维系着和谐的共存关系，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

      为了纪念《几何原本》出版四百年，利玛窦来到了中国；2010年，恰逢利玛窦客逝中国四百周年。如今，中国人走出了蒙昧的暗夜，以史无前例的胸怀和勇气拥抱世界科学和人类文明。在感念这位“赛先生”先驱的同时，他灿烂而平实的一生也在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力行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理想。

      天地悠悠，圣者几希？大道无形，真善弥新。利玛窦，一位穿越于时空、游刃于文化、行走于凡间和天国的圣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刘宝成